她用这种方式，将弟弟的喜悦和前途，与她的“病痛”和“被抛弃的恐惧”死死捆绑在一起。

弟弟的笑容一天天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沉重的负罪感。

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一通来自学校的电话。

一周后，班主任遗憾地通知我爸，学校经过“综合考量”，决定取消陈宇峰的保送资格。

我爸追问原因，老师只是含糊地说，学校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，信中以“一个关心孩子未来的家长”的口吻，

称陈宇峰同学近期精神压力巨大，有严重的厌学情绪和心理问题，并且家庭条件困难，家人也并不同意他接受保送，认为会加重他的负担。

信里把他说成了一个脆弱、敏感、家庭关系紧张的可怜虫。

我爸挂了电话，冲进房间，看着那封被我妈藏在枕头下的信件草稿，气得浑身发抖。

那天深夜，我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话，他的声音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和疲惫：“薇薇，家里要翻天了，爸快撑不住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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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心急如焚，连夜买了最早一班车票赶回家。

当我推开家门时，正好撞见了他们最激烈的对峙。"